秦进才
各位同仁：
大家好！
受会议主办方委托，我就会议学术研讨的有关情况做一个简单总结，不当之处，请诸位批评。
首先，这是一次人员兴旺、收获丰富的盛会
2007年8月22-24日，由河北省历史学会主办、衡水学院协办的“董仲舒与河北历史文化研讨会”在衡水举行，来自河北各市的40余名专家学者，围绕着董仲舒、河北历史文化的主题，提交了4部著作、37篇论文，其中有董仲舒研究的论文十几篇。会议论文经过整理，在中国知网发表。会后《衡水学院学报》创办了“董仲舒与儒学研究”专栏，部分会议论文在专栏发表。2013年，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成立以来，每年召开一次学会年会，规模不太大，人数也不太多。与前面的会议规模、论文数量相比，这次会议收到了52篇论文，有42万余字，印成了16开一厚册，有了十足的进步与发展。在与会人员中，衡水学院教师占了比较高的比例，有19个人参会，撰写了22篇论文，占了论文总数的40 %以上，展示了衡水学院董学研究的实力和成果的增长。在与会人员中，有2007年就参加“董仲舒与河北历史文化研讨会”的河北师范大学的王文涛教授，衡水学院的高春菊、曹迎春教授等，有多次参与董仲舒研究活动的河北大学的韩进军教授、河北地质大学的苗泽华教授等，有第一次参加会议的河北经贸大学的武占江教授、河北工程大学的杨英法教授、石家庄学院的王慧杰教授、邢台学院的葛仁考教授等，还有来自天津的张绍祖、赵进杰，来自西安的盖宏伟等，作为新生力量来参加学术年会，标志着董学研究力量的加强。就年度董仲舒研究会年会来看，这是一次人员兴旺、规模空前、收获丰富的盛会。当然，与每年举办的董仲舒国际学术研讨会来比，无论是人数、提交的论文数量都相对较少，论文整体质量也还是有些差距，期望诸位在年会论文的基础上，精雕细琢，在明年董仲舒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时提交一篇精品论文。这是看得见的收获。大家聚集在和泓假日酒店里聚精会神地围绕着董仲舒学术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相互学习、交流，各有所得。在学术交锋中，碰撞出创新的火花；在相互批评中，激发出思想的灵感。这是相互启发的收获。在会下相互之间请教切磋，这是切实有效的收获。同时，此次大会进行了换届，组成了新的领导班子，谋划了将来几年的发展，这是一项重要的收获。总之，这是一次与会人员兴旺，收获丰硕的会议。
其次，在董仲舒研究领域取得了一些新成果
一是从现实中体会历史，以历史借鉴现实。如白立强的《董仲舒宇宙系统境域下“生命共同体”探究》，曹迎春的《董仲舒“慎德”思想及其现代价值》，代春敏《生态文明思想视阈下的董仲舒天人哲学及现代价值》，盖宏伟的《董仲舒教育教学思想对当今国学经典教育的启示》，高春菊的《中华“和”文化的一脉相承：从孔子董仲舒到当代中国》，耿春红的《董仲舒论“智慧”及其现代启示》，靳晓娜的《董仲舒“天人合一”观蕴含的管理哲学思想对现代企业人力管理的启示》，刘道岭的《董仲舒历史地位及其对当下启示》，苗泽华的《论五行所蕴含的人生哲理与管理智慧》，石柱君的《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及其当代社会价值研究》，王章峰的《董仲舒的师德思想及其现代价值》，魏彦红的《董仲舒论“孝之天经地义”观及其现代价值》、《董仲舒王道思想中的生态智慧与启发》，郑艳芳的《董仲舒〈春秋繁露〉中的教学思想及其启示》等14篇论文，立足于现实，从多方面探讨董仲舒思想的现代意义，这是董仲舒思想的生命力所在。“人无百年不灭之形,而有千年不朽之心”，董仲舒虽然距离我们两千多年，但其思想依然充满活力，也就是董仲舒的“不朽之心”，依然能够与我们的时代思想发生共鸣，能够转化为现代思想的组成部分，这也正是我们今天研究董仲舒的意义所在。如果一种思想总是保持其原义没有改变，说明这种思想没有社会影响。反之，董仲舒思想产生了连本人也绝不会想到的众多解释，引起人们的共鸣，为社会所认同，那就是说这些解释符合了时代的需要，为董仲舒思想的发展增加了活力。历史是凝固了的现实，现实是活动着的历史，正是这样通过大家的解释，古老的董仲舒思想获得了蓬勃的生机。
二是对于董仲舒思想的基本问题进行研究。如安桂玲的《〈春秋繁露〉中的德行与修正》，崔锁江的《董仲舒名分思想考辨》，代春敏的《从正名思想看董仲舒的仁义观》，葛仁考的《董仲舒“元”“气”思想再探》，贾书良的《论董子易学思想的创新》，景三郎的《儒学工夫论视角下的董子易学经纬例谈》，李玲的《哲学视野下的董子体系探析》，李占稳的《试论董仲舒的伦理观》，刘贵生的《董仲舒对先秦儒家义利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刘恺的《简述董仲舒的天人观》，马晴晴、吕变庭的《数量词与〈春秋繁露〉中的几个儒学思想范畴初探》，钮庆伍的《董仲舒“天”论》，王士良的《儒教论争视域中的董仲舒及其思想诠释》，魏彦红的《董仲舒论君子》，张绍祖《董仲舒教育思想初探》等15篇论文，从不同的角度，对于有关问题进行了基础性研究，明确了其概念与内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三是用新思路提出了一些新课题的研究。如韩进军的《关于董仲舒思想研究三个方法论问题》，李奎良的《董仲舒对孔子国家治理理论的发展》，王慧杰的《董仲舒对诚信思想发展的探析》，武占江的《董仲舒“天”之三义及其秦汉哲学史上的地位》，许敬辉的《汉儒对心性之学的继承与发展---以董仲舒为例》，薛志清的《思想意识与汉代社会流动析议——以董仲舒对“学而优则仕”的践行为例》，杨英法的《从思想文化一元与多元强弱交替规律看董仲舒思想的历史地位》，赵进杰的《试论董仲舒对策的时代背景和政治意涵》，曹宝武的《当董仲舒遇见王符——董仲舒与王符的比较分》等9篇论文，都提出了新的问题。提出一个新问题，无论论述的是否充分，都值得提倡，如果有人认为你说的不准确、不完整等等，也不要紧，关键是你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并且引人关注，社会影响就已经有了。如果变成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你是始作俑者，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总归是由你提出了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解决问题是成果，提出问题也是贡献。诸如此类的会议论文，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提出了一些具有重要价值的问题，有些问题可以写成一部大书。
四是深化、细化了一些老问题的研究。有些问题前人已经研究过，并不等于我们不可以再继续研究。如果我们发现了新史料，运用了新方法，有了新的视角，那么就能够在深入、细化上做出新的成果。如景玥、李清章的《董仲舒亦是法律人》，秦进才的《董仲舒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关系新探》，王文书的《董仲舒生平履历再考证》，王文涛的《〈春秋繁露〉引孔子之语论说》，余治平的《风雨沧桑七十年 董学研究归正道——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董仲舒哲学研究回望与反思》等5篇论文，诸如此类的会议论文，使用新资料研究老问题，运用新思路探讨老问题，得出新结论，深化了老问题的研究。
五是董仲舒与地域文化研究等问题。如董观堂的《董仲舒与枣强区域文化》，刘鸿玉的《枣强县前后王寿村董氏为仲舒后裔初考》等，这类文章看似好写，实则真正写好很不容易，很多时候，缺乏资料，需要有发现的眼光，需要从实际中去寻找去发现。因为，从时间来说，董仲舒生活的时代两千多年过去了，人事变迁已成古今。从空间来说，汉代的地面在现在地面的三四米以下，即使董仲舒家有故居，特别坚固，也已经埋在了地下，不是元明清人所能看到的。两汉的传世文献没有记载，出土文献没有发现，实物资料不存在，元明清代的资料证明不了西汉董仲舒的问题，如要让人相信必须有真实的证据资料。
还有7篇大作，不属于董仲舒研究范围，我不懂不敢随便说话，请谅解。
不必讳言，在提交的论文中，还存着一些不太规范的地方，还有一些炒冷饭的问题，以及一些低级的毛病等，大家在修改时，注意就是了。
以上仅仅是自己匆匆浏览诸位大作与听报告学习后的体会，稍作归纳整理，挂一漏万，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
两千余年前的董仲舒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值得我们投入毕生的精力研究。时代的发展，学术的进步，为我们认识董仲舒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如果说在革命的年代，董仲舒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在所难免；那么在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董仲舒无疑会给我们提供丰富的精神文化资源，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中华民族复兴是前无古人的事业，照抄照搬传统的思想托古改制，历史已经表明不可能成功，王莽改制每一项改革措施都有五经的根据，仍然避免不了覆灭的命运，原封不动地引进西方、苏联的思想，实践证明也行不通。因此，我们必须树立文化自信，走自己的道路，创造适应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思想文化，前贤圣哲不仅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而且给我们提供了方法的借鉴。儒家祖师孔子按照孟子的说法是集大成的圣人，董仲舒也是集诸子百家大成的圣人，董仲舒的思想有精华有糟粕，需要批判继承，需要解释转化，但他博采众长集大成的方法，对于我们来说无疑是应当继承、弘扬的方法，无疑有助于我们创造出适合这个时代需要的思想文化，无疑有助于我们取得更加辉煌的董学研究成果！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