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孔子学会董仲舒研究委员会会长余治平教授致辞
尊敬的赵革书记、李洪林主席，王守忠书记，田光校长，
尊敬的周桂钿先生，谢遐龄先生，李宗桂先生，刘学智先生，黄朴民先生
各位同道，各位朋友：
大家上午好！
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肆虐全球，不仅中国，全人类都蒙受巨大灾难。在这个特殊的年份里，我们的董仲舒学术年会依然没有中断，依然能够在今天顺利举办，首先得益于衡水市委、市政府、市政协、衡水学院各位领导和同仁坚持不懈的努力。我谨代表中华孔子学会董仲舒研究委员会首先向组织会议的各方面致以衷心的感谢。同时，也非常感谢各位到会的以及通过网络视频方式参加交流的各位专家学者，大家克服困难，冒着风险参加会议，就是对我们董学事业的最大支持，请受我一拜！
在中国儒学史、中国文化史上，孔子、董仲舒、朱熹是三大巨擘。汉初的董仲舒总结先秦诸子，开创一代新儒家的盛大气象，而“为群儒首”，“为儒者宗”，启发百世，彪炳千秋。习近平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董仲舒被列入必须继承的中国古代二十五位“思想大家”，按时间顺序，列在第九，秦汉以降第一人。
这次会议有一个很好的主题，即“董仲舒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董仲舒的国家治理思想与理念，在今天仍然闪烁光芒，诠释开来仍然可以成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国家治理效能的有机养分，也可以为儒家思想现代转型提供一个示范。
教化治理，影响深远。“立太学以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汉书·董仲舒传》）。君王当以教化为“大务”，在国中、州郡，分层次设立学校，教于上而化于下，用仁、义、礼引导和规劝民众，使刑罚设而不用。因而推进“教化”流行，达成美化“习俗”的理想效果。
废除“郎官”，推行“察举”，启发科举。面向天下，开放治权，选拔精英，网罗才俊，是后世科举制度的渊源。
“调均”、“度制”，缩小贫富差距，防止社会两极分化。《繁露·度制》篇中，董仲舒告诫朝廷：“有所积重，则有所空虚”，指出其原因就在于官与民争利，“居君子之位”的人硬生生抢了“庶人”的饭碗。明确要求“君子仕则不稼”，“不与民争利”。进而，董仲舒给当政者开出了“限民名田”、“仕则不稼”的“调均”药方。
以君为圣，以官为师。董仲舒建议武帝造就一支有德性的官僚队伍，而不是只有工具理性而无价值追求的“刀笔吏”阶层。董仲舒要求官员溢出政治领域之外，而同时具备师的职能，发挥师的作用，这是古代中国政治与教化合而为一的必然规定。
以灾异谴告的感应系统，敦促君王接受天道监督。董仲舒第一次在“人-君-天”之间梳理出权力的源流关系，也第一次在这三者之间建立起稳固的授受秩序。《繁露·玉杯》篇曰：“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君必须正，必须是合格的君，否则，臣民未必愿意把权力让渡出去。在天道面前，君王为小，也得让步。天为君纲，董仲舒第一次以理论的方式专门为君权使用设计出一套奖惩机制，试图通过天人感应系统敦促君王遵循天道。
更为主要、最为重要的是，“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建言武帝采取文化钳制政策，第一次代表皇家申明“大一统”的政治诉求，在意识形态管理上压抑百家，而选择儒术。今天的中国之所以能够阶段性地打赢这场惊心动魄的抗疫阻击战，拯救许多条生命，少死许多民口，除了得益于中国人民长期养成了“责任意识、自律观念、奉献精神”之外，还应该归功于自上而下、君授官命、举国体制的“大一统”治理方式。其所具备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20年9月8日）独特优势，彰显出为儒家所发明的政权组织方式和国家治理模式的旺盛生命力。而董仲舒则无疑是《春秋》公羊“大一统”的积极倡导者和主要弘扬者。当疫情遇上“大一统”，也得绕着走。老祖宗留下来的政治遗产在21世纪还能管用，这也是董仲舒思想的功力与威风。
董仲舒的这些深刻思想与独特理念都可以有效融入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实践中来。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从儒家经典中挖掘国家治理的思想资源而完成“小康社会”蓝图设计，以全民性的“小康”实践涵摄、对冲来自西方的现代化运动。江泽民的政党治理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先进文化”也要求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精神基础。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发表了六次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谈话，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革命文化一起，共同构成执政党国家治理体系的思想资源。在中共中央政治局2014年10月13日下午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会上，最高领导人还直接援引过董仲舒“德主刑辅”的思想命题。这些都释放出一个重要信号：两千多年前董仲舒的思想理念、精神主张，重新走进国朝统治顶层的视野，或可为执政党国家治理体系完善和国家治理能力抬升提供价值支撑。
最后，我要衷心感谢衡水市委、市政府、市政协、衡水学院长期以来对我们董仲舒研究委员会工作的大力支持。我们董仲舒研究委员会2015年10月在上海正式成立，到今年也恰好五年整。前任市委书记王景武，主政“大儒之乡”，高瞻远瞩，运筹帷幄，打出董仲舒这张闪亮名片；每次年会他都在百忙之中拨冗，亲自到会致辞、接见专家学者。政协李洪林主席、牟景山副主席、崔海霞副市长积极实施“文化衡水”战略，精心搭建学术交流平台，辅导辅助，做大做强，好事办好。“儒家复兴从衡水走来”活动成效明显，收获颇丰，使衡水在海内外董学界赢得了很好的口碑。特别是鼎力支持我们上海交通大学董仲舒研究团队，首开985高校、“双一流”大学成立董仲舒研究院、建设董学教学基地之先河，值得点赞。衡水学院两任党委书记、两任院长，从李奎良教授，到王守忠教授，到田光院长更是一以贯之地以弘扬董学为己任，守护在董子故里，有情怀，有担当，出人出力，办会办刊，硬生生地把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大学——衡水学院，打造成了行业认可、世界闻名的董学大本营。
新到任的衡水市委赵革书记，文科出身，年轻有为，视野开阔，又具有多年的社科管理经验，相信今后也一定会继续关注、关心我们的董仲舒研究工作，继续推动、促进董学事业发展，把水市湖城、儒乡衡水打造成海内外董仲舒学术高端论坛的永久会址。果能如此，则是董学之幸，我们董学界会深情感恩，当代董学史也将铭记永远。
“学在汉前并存百家，儒自孔后唯董最尊”，董仲舒是伟大的。“天人三策在，不废万年传”，董仲舒是说不完的。让我们携起手来，齐心探赜，共同为董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做出更新、更多、更大的贡献。
谢谢大家！